李庄、重庆高院与马尔泽布

作者：张培鸿

　　在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中，骄奢淫逸的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了自己设计的断头台，革命群众祭出的口号是“路易十六必须死，因为祖国必须生”。在汹涌的革命洪流中，可谓人挡杀人、佛挡杀佛，替路易十六辩护的律师马尔泽布，连同他的儿子一道，也被送上了断头台。

　　今日的重庆，酷似两百年前的法国。在大革命浪潮裹挟下的法国民众，也颇似深受黑社会侵扰的重庆百姓，很难说他们的这种情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马尔泽布连同他的家人，因为马尔泽布替“坏人”辩护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坏人，既然坏人需要处死，替坏人张目的律师自然也得处死。

　　相较而言，为黑社会案件辩护的北京律师李庄，就要幸运得多。依照法律的规定，即使他所辩护的黑社会老大需要处死，也不至于再株连到作为律师个体的生命，他最多只要付出七年自由的代价。

但是我们忽略了人类文明、民主与法治的进步。

两千年以来，人类在实体法上进步不大，无非是死刑由凌迟、斩首或绞杀变成枪决、电椅或注射。人类近两百年来的进步，主要体现在程序法上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辩护权。辩护权是这样一种权利，它由政治昌明的国家和政府设计，赋予被指控的人一种专门而专业的帮助，以避免专断的国家权力对人民权利可能的伤害。

　　因此，两百年后的今天，在一个扬言践行法治的社会中，李庄的被捕和审判，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，透露的信息不亚于两百年前马尔泽布的被冤杀。

那么，李庄到底做了什么事，犯了什么罪，值得成为祭旗的样本？

经过十六个小时的开庭，我们现在知道，李庄在会见黑社会头子（请原谅我未经审判就作如此断言，因为即使是路易十六也没有揭发自己的律师，不管姓龚的承受了多大的压力，确实够黑）时，暗示他翻供，涉嫌辩护人（帮助）伪造证据罪；同时，李庄还有引诱龚的妻子作伪证、指使其他律师用金钱收买警察作伪证等行为，又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。

通观这两项指控，不难发现其间隐藏的巨大漏洞和控方的险恶用心。首先，翻供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，而只要翻供，就一定会有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认识和描述。按照公诉机关的逻辑，只要有当事人的检举，就一定是辩护人在帮助被告人“伪造”（即对已经存在的口供进行篡改、歪曲）自己的口供，从而构成伪造证据罪。其次，在李庄所辩护的黑社会案件尚未开庭，李庄未接触任何证人，更没有向法庭申请任何证人到庭，而仅仅是为了辩护而设计并准备庭审思路的情况下，指控他构成妨害作证罪，创造了一个逻辑混乱的先例：必须先核实好证据，才能向法庭提交。而法庭的职责，本来就是核实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。这样一来，等于将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所有辩护律师的头上。

　　如此，从开庭情况看，我们可以断定，李庄律师确实没有犯罪。反倒是控方，存在一系列严重的违法的及不公正的地方：首先，在审判阶段监视律师会见当事人。无论是按照联合国制定的国际公约，还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国内法乃至现实中通行的司法实践，均明确审判阶段律师有自由和单独的会见权。但在李庄办理黑社会案件会见时，却里里外外共有四名警察监视，严重妨害了律师依法履行职责。其次，在李庄案开庭过程中，重要和关键的证人均不出庭。对此重大问题，负有监督和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公诉人却轻描淡写地答复为“证人不愿意出庭，我们也没有办法”。殊不知，证人出庭与否，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项义务，并非证人自己能够决断的。何况，本案的关键证人悉数在押或被警方控制，何谈不能与不愿出庭的问题？第三，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罪，系妨害司法类罪项下的一个子罪，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活动。然而李庄所涉及的黑社会案，律师介入时已经是审判阶段，且迄今为止尚未开庭，何来妨害审判（司法活动之一）之说？公诉机关的指控显然颠倒了因果关系，是根本站不住脚的。

李庄案的庭审已经结束，多亏了辩护律师的坚持和努力，案件没有当庭宣判。

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，重新关注一下为路易十六辩护而被送上断头台的马尔泽布律师。可以说，马和李，都是在自身职责内依法为当事人辩护，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抗争，他们尽了身为辩护人的本份，但是却忽略了辩护权赖以生存的政治昌明的前提，落得被杀与被捕的下场。

今天的法兰西，已经是民主和法治的国家。马尔泽布的雕像，矗立在法国最高法院的大堂中。一个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，放置一座律师的雕像，是极不寻常的。

　　谨此提醒重庆司法当局：历史潮流浩浩荡荡，我们不想在将来重庆高院的大堂里，看到李庄律师的雕像。

本文不涉及任何针对涉案人员的罪与非罪，以及警方、检方、和法院的对或错的法律或道德评判，本文系转载自张培鸿博客，东吴律师网站长编辑整理，标题有改动，转载文章不代表转载者及本网站的观点或意见